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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支烟，把录音带塞回去，倒带，从头到尾把这场四十分多钟的对话听了一遍。许多未经证实的线索似乎指向菲利克，但又模棱两可，没有办法彻底确证。菲利克不是克格勃在西欧的唯一一个猎人，巴黎也有过不止一次“打猎”行动，失败的也不少。瓦西里的大脑有一半在喊叫“就是这条路线，追下去”，另一半同时在奋力排斥这个想法，要是菲利克背叛了苏联，就是背叛了他们共同拥有的过去，等于背叛瓦西里本人。他不愿意相信菲利克做得出来。

    瓦西里睡着了一小会，靠着椅背，头歪向一边，被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四十六分。伦敦的答复发回来了，译码员一边解码一边读出来：“无法开展逗号目标人物已死亡句号。”

    瓦西里盯着电报看了很久，皱着眉，“叫他们详细解释。”

    发报员照做了。

    伦敦的回复这次来得很快，电报机哒哒作响，“线人醉酒溺水身亡逗号已查证逗号无可疑之处逗号可见10月23日泰晤士报内页句号。”

    “问他们线人的‘货物’在哪里。”

    这次伦敦花了十五分钟才回答，好像得先找个什么人商量一下，“此人为赌徒逗号债务缠身且已被MI6开除逗号并非可靠信源逗号本站决定不接收其情报句号”

    于是就这样了，他还没见到风筝长什么样，线就断了，落在泥水里。唯一的好处是现在没必要去低声下气向科里亚叔叔乞求几千英镑了。他当然可以要求彻查伦敦情报站，看有没有人泄漏风声，但这除了把使馆搞得鸡飞狗跳，又有什么益处呢？更别提伦敦站站长从此之后会成为他的敌人。

    五点多，天空还没有亮的意思，瓦西里先去了档案室，调出了上次巴黎情报站的报告，回到办公室，把伦敦和巴黎的电报和文件摊开在桌上，逐一琢磨，他也不太清楚自己在找什么，某种相似之处？就算有，那他暂时还没看出来。瓦西里揉了揉鼻梁，重新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又开始听那个已死亡的线人的录音。

    与此同时，在两个时区开外，布兰登也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腋下夹着一个失而复得的、沾着水渍的文件夹。他仔细地打开牛皮纸套，抽出那一叠瓦西里没有机会看到的纸，上面是MI6的评估报告，列出了近五年招募来的华约国家线人，都是代号，总共三个种类，分别用观赏植物、赛马名称和地理术语来命名。在第三个种类下，有一份6页的报告，属于一位代号“信风”的线人，没有提供真名实姓，这股“信风”是从铁幕深处吹来的，是苏联外交使团成员，而且还是个克格勃，六处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准备一点点地、隐秘地帮他在克格勃内部往上爬，把“信风”培养成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手上最有价值的资产。

    情报官数了数页数，确认无误，一张张把文件放进碎纸机里。五分钟之后，这份曾经可以换来至少五千英镑的报告，已经不复存在了。

    ——

    像瓦西里，科里亚叔叔也不信任伦敦情报站，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克格勃的典型做法：找一个心腹去盯着伦敦，这位被选中的“心腹”正是菲利克。以“加强沟通”为名，伦敦站和莫斯科之间的通讯，菲利克都有权要求取得副本。光是1978-1979这一年，克格勃在英国的谍报网就开始大面积萎蔫，就像遭遇病虫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