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9章 创作随想 （一）时代背景 (第1/2页)

    1965年初冬，我侥幸来到了人间，就降生在洞庭湖畔离白果树不到一公里远的农家；母亲一共生下我们兄弟5人，只有老二在2岁时因病而不幸夭折；我是家中的老幺，我父亲一直盼着能有个女儿，结果到我母亲在36岁那年生下我以后，觉得无望才收兵禁怀。

    那年，我母亲生下我在坐月子期间，正赶上我家老大结婚，所以，我与老大的年龄相差了整整十八岁；像我家这样头尾同胞的年龄差距，在两湖流域的农村还是比较普遍的。

    我父亲是典型的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除了能歪歪斜斜地写出自己的名字以外不识半丁；但性情豪爽，乐于助人，特别是嗓音异常的宏亮，用当今音乐界的专业术语来说，属于典型的男高音，只要他放声喊话，真的可以顺风传到十里开外。

    那时候，国家掀起了“戏剧下乡”的文化热潮，在县级汉剧团的指导下，每个公社都成立了业余戏班，忙时干活，闲时唱戏；因我父亲有着独特的嗓子，自然就进了公社的戏班，时常饰演“红花脸”，也称“丑角”。

    像这样的演出团体，用内蒙语来称谓是“乌兰牧骑”，也就是“红色宣传队”！每逢国家有重大的政治运动或是夏天的“双抢”前夕，宣传队都会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以作为政治运动的精神宣传或农忙前的总动员！

    但凡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应该有观看过戏班演出的斑驳记忆；后来，各公社成立了电影放映队，每月按照大队的顺序轮番放映露天电影，我父亲所在的业余戏班才淡出人们的视野。

    那些年所放的影片，不外乎就是《地道战》、《地雷站》、《平原游击队》、《洪湖赤卫队》、《英雄儿女》以及京剧类《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等战斗片或是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的文艺片，再附加个农村科教片。

    我们队里年纪相差不到3岁的伙伴有20多人，只要是听说晚上有露天电影看，即便是来回奔波十几公里也会相邀着跟在哥哥姐姐们的屁股后面浩浩荡荡地去赶场；有好几回，因路途太远，等放映员声报“今晚电影到此结束”时已是午夜时分；实在是又饿又困，便会在沿洞庭湖防洪大堤的草坡上借着满天的星光纷纷倒地而睡，直到天明再继续赶路回家；有一回，我们十几个伙伴还睡在了一块坟山坪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件不错的童年趣事！

    因经常性地观看，影片中的人物和台词也就成了我们这代人滚瓜烂熟的记忆，包括一些主要正、反派人物的细微表情都能被模仿得惟妙惟肖，台词更是可以做到“一字不落”！

    记得在一九七八年冬天，电影《三打白骨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上映，我们县立电影院破了单日连放7场的记录，票价是1毛钱一张；我跟在老三、老四他们一大队人的屁股后面，晚饭后赶最后一班过江的渡船，跑到县城买凌晨3点的票，散场后又步行十公里搭乘过江的早班渡船回家。

    可想而知，那时候中国广大农村的文化生活是多么地贫瘠、匮乏！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儿女成群，劳累的父母根本就顾不上孩子的去处，即便是晚上不回家睡觉也不会挨家挨户地寻找，顶多会在家门口呼喊几声；只是对女儿看管的严厉一些，儿子们则个个都像农闲时散养的耕牛；哪像现在的孩子，个个都是衔在嘴里养大的，生怕给丢了。

    说来也是；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是在饥寒交迫的生存环境中粗养，因医疗条件所限，患“脑膜炎”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