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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存粮已经所剩无几，今年甚至连种子都没钱买。王荆公想的很好， 在这段时间，由官府拿钱贷给农民，等粮食熟了，农民再连本带息。如此，官府能赚利息， 农民也不至于挨饿，还能增加收成。这本是利国利民的政策， 可在落实时却完成走了样。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中央指标，胡乱将钱贷给不需要的农民，强制贷款，强行收租。就这样，青苗法由于行政效率低下和大小糊弄，最终变成了恶政。

    这样的前车之鉴告诉月池，一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 要使得财税政策落地不要太走样，最开始定下的规矩就不能太复杂， 政府干预越多，情况可能会越糟，绝不能超出现有行政系统的承受力。二是要改革， 先管人。特别天下承平日久， 官场腐败成风， 必要脱下一层皮，才能改头换面。可要对已经成体系的官僚系统进行调整，并且还要减少剧烈的反弹和抵触，不能光以高压，更要拿出一定的好处。

    要解决这两大问题，难于登天。前者对一个现代人来说，等于在知识盲区中转悠，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她早就已经习惯精细化管理。后者就更难了，朱厚照愿意改革就是因为没钱，如今告诉他，为了改革，还要花更多的钱，他和他底下的人都不会同意。能说动他加一部分薪俸，已是她的面子。

    在这样的境况下，月池只能暂时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鼓励农业技术的发展。她将目光投向了各地专管农田、水利的治农官身上。所谓治农官，即水利通判、治农县丞。这种基层的治农专官制度，从一开始设置，就是为了以国家权力组织兴修、维护农田水利设施和防、抗水旱灾害，维持农业生产能力。【1】然而，他们的履职情况却是不容乐观，以致于多次被指为冗员，要求裁汰。而吏部尚书梁储、吏部侍郎王鳌、李越等人，却在斟酌再三后，没有将人立刻裁革，而是决定加强管理。

    治农官之所以政绩不佳，重要原因有三，一是位卑权轻，被上官随意驱使，以致于无法专注于本职工作，二就是在政出多门。治农官和其他佐贰官一样，有两个婆婆，一个是本地的府县，而另一个上级司道。这样的复杂上下级关系，一方面给了部分治农官钻空子牟利的空间，另一方面正官管不到治农官的头上，也是一样心存不满。三是治农官多是监生出身，才能有限，手里资金不足，在明代这样灾害频发之地，起的作用也不大。【1】

    从这个小小的治农官就能看出来，明廷的条块管理是较为混乱的。所谓“条条”，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业务内容的性质相同的职能部门，比如六部，和它的下属机构；而“块块”则是由不同职能部门组合而成的各个层级政府，比如省府州县四级政府。

    在宋以前，朝廷以块块管理为主，地方主官集各项大权于一身，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旦中央政府的管控不大给力，地方就会蠢蠢欲动，形成对中央的威胁。为什么东汉末年会有三国，就是中央无能，块块崛起后的结果。

    后来的历代皇帝汲取教训，开始以条条来削弱块块。明代的省政府分为三司，三司互不同属，布政司听吏部和户部的，按察使司听都察院和刑部的，都指挥使又听都督府和兵部的。碰到需要协作的大事，三司就互相商议，要是商议不出结果，就上报中央，六部再来决议，请求圣裁。

    这种以条条来分割块块，压制块块的结果就是，藩镇割据基本是不可能重演了，中央的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但行政效率低下，一旦遇见事了，为了避免担责，许多地方连屁都不敢擅自放一个。并且，条块之间由于分工不清，职责不明，加上中央和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导致条块矛盾，管理混乱。

    许多官员没有想到症结所在，他们在地方办事不力时，要么是继续施加行政压力，要么就从中央往下再增一条线，来进行专门管理。可这两种办法，到最后效果都不佳，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协调厘清，找到一条大家都有好处的路子，才是王道。

    月池提出试点，就是想从一地的治农官入手，一方面希望能增加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巩固农业税，另一面就是想慢慢摸索，如何才能形成一条可行的条块结合的机制。

    这是长远的路子，不可操之过急。所以，她又想了另一条快速来钱的办法，就是境外关税。大明最初的朝贡制度，就是为了维持以自己为主的海洋统辖秩序，在国力强盛时，倒贴钱给领邦小国不算什么大事，可如今财政吃紧了，就开始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