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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就吓跑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想等他醒来，他肯定又会因为弄脏得床单把我揍一顿。我跑到楼梯口，抱着膝盖坐在顶层发了一会呆，我想到了昨天刚刚看过的一个关于虐待儿童的电视节目。在电视里，他们会把受到虐待的儿童送给别的好人家抚养。这也是“规则”，大人们定下的“规则”。于是我捂住了眼睛，从高高的楼梯上跳了下去。庆幸的是我没有因为这个鲁莽的举动摔断脖子，而只是昏了过去。当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里，断了左手臂和三根肋骨。没有人相信继父关于自己是无辜的辩解：当一个七岁的孩子躺在医院里说他是被酗酒成性的继父从楼梯上推下去的时候，你说你会相信谁？

    我的外祖父母从加利福尼亚赶来，把我接到了他们的家。这是一对慈详的老夫妇，笃信天主教，住在环境优雅的高级住宅区里。但他们只愿意照顾外孙和外孙女中的一个。他们选择了我，因为认为男孩更能够承担继承血统的家族使命。姐姐则被犹他州的一对家境优裕的夫妻收养。外祖父母不希望我们互相之间再联络，当时所有的信件都被扣留。很快，我也就习惯了这种状态，回归了体面正常的生活。我进入了新的学校，我的外祖母精心的为我准备校服和便装，重新为我校正视力置配眼镜。我不再咬手指，交到了新的朋友，成了优等生。一切都开始变得一帆风顺起来。高中的时候，我为社区图书馆打工，帮助他们重新设计了一套借阅系统 ——他们的图书不再象以前那样动不动就丢失了。我还曾经为我的外祖母当过一段时间秘书以赚取零花钱，为她安排行程和提高她所领导的妇女会的组织管理效率。我总是热衷于干这些事情——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想当个政治家，领导别人干这干那，我的外祖父对我寄予厚望——那些他曾经在我母亲身上倾注过却最终被现实彻底破灭的希望又重新被点燃了。

    上大学之后，我参加过一个兄弟会——这本是几个富家子弟聚在一起玩玩的俱乐部。可是我为它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入会和退会规章，让它象个存在了几百年的教派一般气象森严。每个入了会发了誓的兄弟都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现：他们开始变得身不由已的需要服从整个集体的意识。一开始，这种感觉让他们很恐慌，觉得自己被控制，不再是个自由人。因为这一切都是根源于我的那些制度，所以他们纷纷来找我述说这种感觉以寻求解脱，于是我提到了我在六岁时建立的城堡、棒球运动、规则，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他们被说服了，接受了现实，并逐渐觉得这样也很爽。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召集了更多的新人加入，使集体的意识越来越强大，服从的意愿也就越来越高涨。当我毕业的时候，兄弟会已经迅速膨胀成那所大学里最酷的集团。我相信，我所制定的会章会规仍旧沿用至今。因为没有人想到从根本上去质疑和否定它。

    大学三年级，我在导师的指导下为一家公司做了管理咨询。我设计了一个系统，让高管们管理更有效，却不会权力膨胀到没有制度可以约束。做到一半，项目遇到很大阻力，夭折了。这时，我的导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实习的机会，我就这样来到了“公司”。第二年，我开始设计一个执行系统的雏形，我希望它能够具有自治能力，我想起